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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Sanguo-Liangjin wenxue lilun piping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广泛流行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使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文学也挣脱了经学的桎梏，获得可喜的成就。这些都为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尤其是《典论·论文》与《文赋》，对后世更发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批评方面的新问题。

（1）关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儒家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是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两汉时期，由于儒家的著作被奉为经典，轻视文学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把文学斥为“雕虫篆刻”，有似“俳优博弈”。曹丕的《典论·论文》则一反这种倾向，把“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加以提倡，鼓励作家“不托飞驰之势”努力从事创作活动；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则以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反对长期以来儒家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抱朴子》卷三十二《尚博》）。这类观点对于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的影响，促进当时及以后的文学的自觉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关于创作问题的研究比以前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观点，以及他运用这一观点对当时作家的创作实际所作的批评，实际上是第一次提出了作家的气质、禀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影响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葛洪则据此提出“才有清浊”（《抱朴子》卷四十《辞义》），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风格论，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风格的一个著名命题。关于创作过程的细致深入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陆机的《文赋》中。《文赋》不仅开创性地对于艺术想象及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精辟而形象的论述，而且，论述了怎样使作家的艺术形象、构思得到最好的表现的问题。此外，他还第一次论述了“感兴”，即“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在很多方面都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

（3）关于各种文体的特点、差异的研究已日益深入和细致，不像以前的文论只是停留于探讨文章的根本共同点。这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曹丕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而且运用这一观点对“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不同文体的特点和差异，作了尝试性的区分。陆机的《文赋》也对诗、赋、碑、诔等的特点作过区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对当时各种文体的特点作了更加精细的区分，而且还常常考察每种文体的历史源流。这些研究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写作，而且，对后世的文体研究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4）文学批评中的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观点，反对“文人相轻”；要求文学批评应该“审己以度人”，进行“公正”的评价。曹植认识到文学批评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针对当时“诋诃文章”的风气，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与杨德祖书》）等等，对批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5）进化的文学史观开始出现。如葛洪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能停步不前。他继承了桓谭、王充等反对贵古贱今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两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儒家典籍（如《书》、《诗》等）的文辞，不及后代。这种富有胆识的见解，不仅对传统的宗经、征圣的观点是一个冲击，而且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像曹植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与杨德祖书》)，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陆机《文赋》中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反映了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自此以后，“缘情”一词就成了古代文学中诗体的代名词，足见其影响之长远。

总之，在三国、两晋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自觉，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并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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